方梅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自己查就行。”

朱青林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据我判断，此人应该在我们上海的飞地上。”

“什么飞地？”

朱青林解释道：“说来话长。刚解放时，上海滩上土匪特务、青帮洪帮、地痞流氓、难民乞丐还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如牛毛，严重影响上海的治安。陈市长就跟江苏商量，从苏北划了一大块地方给上海，成立了几个农场用来安置这些人。你说这个人被判过刑，然后被安置在当地农场就业，那多半是在那里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江苏盐城大丰县的上海农场，因为劳改犯人多，又大多是从上海送过去的，业务管理工作就由我们上海市公安局领导，那儿的民警都是上海户籍，那块地也属上海管辖，所以叫上海飞地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等你查完档案，我派个年轻民警带你去大丰。不过……”朱青林打量了一下方梅，“你坐了一天一夜火车，要不先休息一下？”

方梅摆摆手：“不用不用，我们加起班来两三晚都不睡。”

“你还真是风风火火，好，走吧。”朱青林拿起两个搪瓷盆，用热水涮洗了一下，装进一个旧毛巾缝的口袋里，丁零当啷提着，带着方梅出了食堂。

方梅在档案室看了一下午黄非的档案卷宗，这才弄明白曾在广州当监狱看守的黄非，当年为什么让上海市公安局给抓了。原来黄非是上海青浦人，1946年到1947年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做过看守，1948年初调到广州第一监狱继续做看守。广州解放后他逃回青浦老家，镇反时被人揭发，因为对政治犯曾有过凌虐残害行为，这才被判了十年徒刑。也正如朱青林判断的，确实被送到江苏大丰农场服刑，刑满后就留在农场就地安置了。

不过，方梅从对黄非的讯问笔录中发现一段话，引起她的高度注意。

问：“你在广州的时候还有什么罪行要交代的？”

答：“还有一件事。1948年，我在广州第一监狱做看守，我看守的牢房关的都是政治犯。9月份的一天，具体日子我想不起来了，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两辆道奇大卡车，领头的是保密局二处的。他们把我负责看管的十几个犯人押上卡车，说是要转移关押。我，还有另外一个姓张的看守办的手续，并负责全程转运，监狱长亲自监督转交的。”

问：“那个姓张的叫张什么？后来去哪里了？”

答：“具体叫什么想不起来了，听说跑到台湾去了。”

问：“你接着说。”

答：“吉普车上坐的是保密局的人，有一辆卡车上坐了一车宪兵，清一色挎着卡宾枪。我和姓张的看守各坐在两辆卡车的副驾驶座上，当车开到清远县很偏僻的一处山沟里，宪兵先下车布置好了警戒圈，然后让十几名犯人也下了车。突然，保密局的人一声令下，宪兵就开了枪，把十二个犯人全都打死了。这是我和姓张的看守站在卡车旁亲眼目睹的。我跟二处领头的人说，我们是负责监督转运的，现在人死了，回去怎么交代。保密局的人要我们不要管，说具体手续他们会跟监狱长交代的。

我们帮着把尸体埋了，就回城了。

……

方梅反复看了几遍，回想着郭厅长临行前的交待，掩卷沉思良久。她把这一段原原本本抄录下来，决定立刻去趟大丰的上海农场。